刘曦林,美术评论家,历任新疆喀什日报社美术编辑、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编委、中国国家画院研究院副院长,出版有《蒋兆和论》《中国画与当代中国》等多部著作。　　　　　　

　　“收藏,是文化的鉴赏,是一种精神活动。鉴赏有二义。鉴,鉴其真伪；赏,赏之高下,二者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目前书画市场上赝品充斥,因此大家关注真伪之‘鉴’的多,而难以进入‘赏’的层次。

　　由于大量的收藏者只是为了钱,只看重藏品的增值潜力,而无品味艺术的心思,所以在书画收藏市场上便出现了许多怪事:或只看重名头,而不计其艺术质量；或增值幅度大者趋之若鹜,真正好作品却无人问津；明知画假,硬是上市,明知赝品,硬是购入送礼；愈是增值幅度大的名家其赝品愈多,该名家之品味亦受到干扰而随之滑落；真正的收藏家少见,而书画贩子居多……出现了有钱的人不懂画,懂画的人没有钱,啼笑皆非,令人尴尬的情况。”

　　谈起目前收藏界被污染和扭曲的“生态环境”,美术评论家刘曦林慨叹“一时难以尽言”,他特别点出了书画收藏方面的几大典型怪现状并进行分析。

　　怪现状之一:不看艺术看“钱”途

　　收藏家应是艺术的知音和保护神,而非短暂经济利益的画贩子和倒爷。但目前的收藏热恰与发财热合流。目前中国的收藏家偏重于从作品的增值潜力、吉祥纳福的愿望出发选择藏品,判定其文物价值时注意了时代特征却忽略了艺术水准,由此产生艺术价值和价格的悖反现象。

　　上世纪90年代初,蒋兆和的《毛泽东像》因产生于“文革”期间,具有历史不能重演的特殊文物价值,画价由几万元叫到30万元。但其在艺术创作盛期的《织毛衣》(1948年)落槌价仅7万元,《旗人乞妇》因题识中有“当年荣华富贵,而今衣食不全”字样,收藏家以为不吉利,落槌价仅仅5万余元。后两件作品写心传神、笔墨精到,皆为现代人物画史上融合西方绘画创作的不可多得的精品,在艺术层次上远高于前者,但在市场上却相反。

　　只有收藏成为人们的精神需求时,它才能成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活,品评及欣赏的研究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和价格才构成一致。

　　怪现状之二:画价唯“名”“官”是从

　　谁的知名度高,谁的官阶高,画价就高,仿佛增值的潜力也大,于是竞相购藏。一般来讲,艺术家的水准与知名度应趋于一致,但现时画作出名的招数颇多,“大师”“巨匠”的王冠满天飞,出现了知名度和艺术水准严重不符的现象。这样的“名人”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另外,名人的赝品相对较多,能仿到八九成者不在少数,有时候令鉴定家甚至作者本人都会误判。即便确是名家真迹,这名家也并非没有误笔的时候,并非件件都是精品。许多名家的败笔、弱项不见得高于小名家的得意之作,收藏小名家的精品比收藏那些倒胃口的、真假难辨的名家作品心安得多。艺术之赏,非名位之赏。

　　怪现状之三:画幅以大为美

　　画的尺幅大小本取决于题材、情感和布局的需要,但由于以平方尺论价的惯例,那画价也便和尺寸成了正比,成为销售和购藏艺术品的因素。诚然,巨幅大构自有小品难以替代的气势,也含有相当的劳动量和材质投入,但小品自有小品的精雅妙趣,在收藏和欣赏中不可以大小等同于高下。齐白石不足0.1平方尺的蝇子卖到19.8万元即为一例。

　　因为展览馆展线的限制,当下的全国美展往往规定高宽不超过2米,于是画家不管题材、精神的需要如何,都要画到一米九八乘一米九八,小品是极少的。技巧平平的画作,却以“巨制”冲创吉尼斯式的纪录,就像以巨帚扫字那样,多哗众取宠之心,无“心画”之真诚。

　　创作中的这种不正之风也影响到欣赏,影响了市场。实际上许多大画是大而空、大而呆的,尤其是工笔画,一般不宜作巨幅,趋大无异于空泛,若笔病暴露,无异于把自己的肿瘤放大给人看。若藏家只以大为佳、为贵就大错特错了。又有求人作册页、手卷的,以大为条件,画家未动笔就败了画兴,藏者反而失去了册页、手卷把玩的真趣,因为出发点本不在于欣赏,而是以尺寸换钱的动机。

　　凡此种种,都失去了艺术创作、艺术收藏的本真,而是艺术与艺术收藏的异化。

　　目前“鉴”事多,“赏”事亦多,一时难以言尽。在急功近利的商品意识蛊惑下,真伪成为收藏界突出的问题,从而掩盖、扭曲了艺术品位的重要性,但艺术品位却始终伴随着艺术真伪而存在。当收藏排除了鉴别真伪的问题之后,艺术品位的赏鉴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当艺术品收藏不再以盈利为目的,干扰艺术品评的因素会逐渐弱化,对艺术的欣赏要求会进一步加强,那收藏也便成为纯化的精神生活,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藏,收藏家与鉴赏家则可相兼,唯此所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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