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世恩老师年轻时的照片

      申老师是因为我的检举而被抓，被打成反革命的，多少年之后，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年纪越大越觉得亏心。杨主任自杀了，我没有机会去跟她忏悔；申老师还在，我一直想当面向她道歉。“文化大革命”后申老师调走了，不知道调到何处。后来，只要遇到学校的同学和老师，我就打听申老师的下落，找她找了三十年，道歉的话始终含在嘴里，没有吐出来。

     2000年的时候，《北京青年报》征文，题目叫“真想给你拜个年”，我写了《申老师您在哪》，讲出了这个小故事。这是压在我心头三十多年的一块石头，想起那段经历，我就喘不过气来。文章登出的第二天，报社来电话，说：“史国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申老师找到了。”我半天没回过神来，媒体太厉害了。接通申老师电话，我哭了，我想把压了三十多年的道歉话，一口气吐出来。老师说：“你还记得这事儿呀？你小嘛，我说了，不怪你，都过去了。”我说，我一定要见您。于是当天就到了她的家。老师还是那样，圆脸，两个酒窝，只是头发全白了。我俩抱着痛哭，她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别哭了，别哭了，这事儿都过去了，老师不怪你……”。

▲三十年后与申世恩老师再次相见

     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看到报道后，来找我，要做一期《实话实说》，申老师也同意上节目。录制时，讲到动情处，我哭了起来。原来没想到讲故事会控制不住，没有带纸巾，没有带手绢，崔永元就把他的手绢给了我。但讲着讲着，他也哭了起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擦泪水了。随后，观众席上，也有很多人哭了。于是，暂停录制，送来一大摞餐巾纸分给大家。这期节目做得挺感人的，引起很多共鸣，反响十分强烈。节目播出后，国内外又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做了采访。连英国《每日电讯报》都来采访我，还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我的巨幅照片。题目大概是叫“一个红卫兵的忏悔”。后来又引发了场关于“忏悔”的讨论。现在好多年过去了，走在街上，偶尔还有观众问我，“你是那个画家吗？看了你找老师的故事，我们一家子都哭了。”“申老师还好吗？”等等。我想，无论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相近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当然，对于人性的复归，也有相同的期待。

▲三十年后与申世恩老师再次相见

     “文化大革命”是个疯狂的年代，我就是在这个年代里由小学走进了中学。上中学后，大部分时间还是搞运动，再有搞拉练、学工学农，用在读书学习上的时间很少。就是学习，也多是背语录，背老三篇，唱样板戏，唱革命歌曲。学英文学的是“毛主席万岁”、“你妈是红卫兵吗？你爸是红卫兵吗？”、“工农兵热爱毛主席”、“打倒美帝国主义”等这样的英文……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可怜，应该学知识的年龄什么也没学着，晕头晕脑地跟着极“左”的指挥棒疯狂，真有抽风的感觉。

▲崔永元邀请我做《实话实说》节目

      中学时，还经历了一件触及我灵魂的事。我们学校紧邻农村，学校公布了一条纪律：不许到地里摘农作物。大家平时走过田地时，经常驻足摆弄一下瓜菜，但没人敢真得去摘。地里有一个多头的向日葵伸到学校院子里来了，我调皮，放学时顺手就把这个小向日葵揪了下来。结果有人汇报到学校，领导正好抓我这个典型。为一个小小的向日葵，学校就停止了我的学习，把送到了农村去劳动，说是要我改造思想。我本来就有自卑的心理，现在更觉得特别丢人。每天和农民一起在地里摘黄瓜、弄豇豆，跟他们一块儿站在主席像前，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同时，我还得做自我批评，由他们总结我一天的表现。到了让我检查的时候，我就哭。大概干了两周，村队长说，看这孩子怪可怜的，不就是揪了个小向日葵吗，算什么呀，别耽误了孩子，给学校打报告把他送回去吧，在这里改造得挺好。

▲与黄宗江①合影

      回到学校，我老是抬不起头来，总想弥补什么。我能画，于是我把学校楼上楼下六块大黑板全包下来了，黑板报全部由我来出，每星期换一次。站在黑板前，我才有自信，觉得没人歧视我，没人看不起我。别人都回家了，我会打着手电把板报完成。楼道里十分空旷，我就唱歌，使劲地唱歌，把那时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敞开喉咙唱一遍，真是身心的释放，特别痛快。

      在中学，我画画的才能逐渐得到肯定。那时学解放军，全校去延庆拉练，由我编小报，负责宣传。一天走七十里，我穿的是哥哥的鞋，鞋底打着掌，走着走着钉子出来了，扎脚。我只好换了一双人家穿过的塑料底鞋，鞋底已磨得很薄，又不合脚，那时是冬天，走起路来，又冷又滑，结果我冻得脚都烂了，长成冻疮，粘在袜子上都脱不下来。早晨集合，工宣队要讲半天，冻得真苦啊。其实苦和累算不得什么，只是大一些我才知道，那段时间最大的损失是没有学到知识，我很喜欢学文科，可年轻时什么古诗啊、文言文啊，都不了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不知道，只会背老三篇儿，背毛主席诗词，背得特别溜。

      1972年我初中毕业，摆在我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是下乡插队，二是参军。……(请关注【画说】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6：年少的记忆·求学之路)

     ①黄宗江，编剧，浙江瑞安人，生于北京。十岁时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积极参加南开剧社的活动，毕业后入燕京大学外文系，与孙道临等一起组织燕京剧社，演出曹禺《雷雨》等名作。2010年10月18日，因结肠癌引起肺感染医治无效，在解放军301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周岁。

史国良
    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二十三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中国画僧的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