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

　　 谈

　　本栏目系与浙江大学

　　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联办

　　苏浙一带自元明以来，收藏风气极盛。谓为江南士族旧家，或吴门风雅。比如从湖州的赵孟兆页 以下，到苏州的沈周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仇十洲，嘉兴的项元汴、无锡的华夏、华亭的董其昌、太仓的王世贞等，清代乾嘉以后，更有扬州八怪直至海派书画，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序列。俗谓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江南士大夫文化”在明清书画史上的典型表现。与此前以中原河朔、京津晋冀等为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我曾经以《江南士大夫文化与西泠印社》作大学视频公开课，有书画篆刻界人士批评说凭什么西泠印社只能从属于“江南士大夫文化”？这不是排斥北方篆刻家吗？其实“江南士大夫文化”指的是一种文化类型，而不仅仅限于地理指代。苏浙一带是这种类型的源发地，但相近的赣湘荆楚就是另一种类型了。连安徽也只是皖南稍近之，皖北就差异甚大了。至于华北平原、黄河流域的中原西北和长江上游的巴蜀，当然又是另一种气象。在文化类型与气质上，各擅其是，但肯定不能混淆之。

　　短短两三百年，由苏浙为主的江南士族旧家在书画收藏上的蔚为大观，也经历了不少转折。如果说，明太祖定都南京，是在地域上为江南旧家的收藏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场”，那么当皇室、官僚、士绅全体投入附庸风雅之际，我们不但看到有项元汴（墨林）的民间缙绅收藏宏富；更看到了像权奸严嵩的大臣巨宦贪贿掠宝。嘉靖四十四年，奉旨抄严嵩严世蕃家，冰山既倒，文征明次子文嘉奉圣谕参与清点严府钤山堂3000余件古代书画珍品，隆庆二年（1568）编成《钤山堂书画记》。其规模之巨，令人难以想象。至于另一大臣礼部尚书韩世能，竟把严府抄出的堪称稀世国宝的一流精品皆收入秘篋。其中竟有展子虔 《游春图》、阎立本《职贡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李公麟《便桥受降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以及元赵孟兆页 、王蒙以下元四家名品。以此看官府巨宦豪族的收藏，足可以令人咋舌不已了。

　　没有官府权势背景的，则是有钱族如江南士绅巨贾。在此中，江南士大夫旧家名门，是收藏的始作俑者，得风气之先。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

　　“（明代收藏）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万，动辄倾橐相酬。”

　　像项元汴、文征明、王世贞、董其昌等收藏家，都属于“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中的“缙绅”之例。他们的特点，是眼力极好而收藏规模巨大。像项墨林收藏，堪称巨擘，首屈一指。“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眼力极好，是鉴定能力极高，收藏不仅仅拼钱财，而强调综合素质。因此，他会为一时失手买了高价而扼腕叹息、辗转反侧，几天寝食难安。同行讥嘲项子京是因为痛惜钱财损失，其实他是为自己走眼而自省，并非是钱财原因。至于董其昌因为自己擅画，更是以丰富实践经验加上眼力目鉴的长期训练，鹤立鸡群，独占鳌头。也许可以这样说：江南世族旧家出身的文人士大夫收藏家，互相比拼之间又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收藏文化理念的塑造而不仅仅是收藏买卖的利益驱动。

　　而在江南旧族打磨出来的苏浙吴越收藏风气之后，尾随踵至的徽商则是完全另一个套路。明代中叶以后，以新安为代表的徽商崛起，一方面地靠苏浙，近水楼台先得月，耳濡目染，对书画古玩的收藏风雅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则本是商贾出身，于讲究收藏文化必有隔膜。前者的证据是“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越是商人，越不想被鄙夷为“土豪暴发户”，故把家中有无书画文玩摆设与收藏视作俗、雅之分界。大量的民间需求，又有为自己正名的急迫性，于是才有了上引的“曰千曰万，动辄倾橐相酬”的疯狂现象，从而在客观上哄抬了书画艺术品市场交易与价格。徽商“不惜重值，争相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得之甚多”（吴其贞《书画记》）。

　　从市场培育的角度说，附庸风雅的徽商具有积极意义。大量资金流的涌入，书画文玩价格的抬升，市场上的不问价钱的饥饿式抢购，对书画收藏的需求形成一代风气，功莫大焉。但在这之中，就个案而言，经济目的反而是不明显的，而徽商赚了钱后渴望脱俗入雅的文化（它背后是政治和社会地位需求），却是十分正面的。換言之，“倾橐相酬”既不为买进卖出赚钱取利；也不为积累日久自己由商贾变身为收藏家鉴定家专业人士；而是为一个阶层的文化地位翻身。书画文玩的交易，在此中扮演了一个标志物与标志行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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