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 星火 纸本国画 197×187cm 1991年
去模板化 更需贯注个人情感
——对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反思
特邀撰稿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革命历史、现实民生题材的专题展与联展掀起了新一轮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热潮。
从中国美术馆的“铸魂鉴史 珍爱和平术作品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北京团市委、俄罗斯文化中心在国子监博物馆举办的“2015中俄青年美术作品联展”，到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等，从跨国展到区域展、从群展到个案，从经典作品的钩沉到当下创作的检阅，主题性创作再次引发美术界乃至更大范围社会群体的关注。
詹建俊 黄河大合唱 中国美术馆馆藏
模式化创作成为壁垒
在近期中国美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美术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又一次让人们重新在世界美术格局中反思主题性创作的风格走向及其价值意义。无论在西方艺术史各时期、地域的美术创作中，还是在中国美术发展的源流中，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思想结晶与文化成就，集中凝聚了各时代与民族的历史现实及社会图景，并显现出较为明确的时代规定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色。尤其是近百年来，作为一个民族与一个时代的特色性艺术成就，主题性绘画创作的文化身份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延续至今构成了百余年来中国美术创作的主线。
既然作为“主流”“主线”，必然在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很多经验、形成了诸多范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表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表现广大工农劳动者形象，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母题，这种题材的汇聚又与注重造型基础的、严谨的学院传统相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在人物形象造型、叙事手法、构图章法、画面氛围等方面都积淀为一种新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规范，直接影响着当下的主题性创作。对于这种新的“传统”的评判当然是两面的，尤其在当代艺术思潮与艺术市场观念的影响之下，“规范”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某种局限和桎梏，在很多相关题材创作中，呈现出创作手法的单一化、风格与创意的雷同等问题。更有一些创作者在面对此类题材时，相沿旧路“闭门造车”，不肯在艺术本体层面下苦功，只是一味地迎合题材上的时政需要和样式上的既定模板，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拉低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整体水准。
毋庸讳言，在当下的美术领域，搞主题性创作其难度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概念范畴的判断与理解，创作的题材或风格本身并不能在独立意义上揭示“主题性”，而作品整体构思与具体艺术表现的合力，才共同指向了一个“召唤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品是否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集体性共鸣，才是主题性创作的核心主旨。因此，不单是表现革命历史、英雄或领袖形象，表现一个底层的劳动者、表现平凡生活中富有意味的日常场面，或当代社会风尚的新潮事物和具有典型价值的人物形象，同样可以召唤“主题性”的呈现。
岑圣权 蔡廷锴——1932年春 中国画 160×382cm 1995年
多元叙事成为新风向
在近期的一些展览中，主题性创作愈发呈现出不同题材、风格多元叙事的趋向。以8月15日在国子监开幕、由笔者策划的“世纪青春——2015中俄青年美术作品联展”为例，汇集展示了中俄青年艺术家的主题性创作110余幅，题材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民生、时代风貌、乡土风景等。从这些70、80后青年一代美术家的主题性创作来看，整体上已与其师辈呈现出微妙的差异。如参展作品中，康蕾的油画《1940·重庆记事》以小幅组画的片段结构表现历史事件；此外，当代社会生活的群像更是青年艺术家们关注与呈现的焦点，如鸿韦的雕塑《沉思的重量》以头像交叠成塔的当代形式语言展现社群的交互冲突等。当这些青年美术家面对革命历史、现实民生的相对沉重的主题，他们多数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和现实，更为注重个体经验和自我情感的表达，展现出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艺术创造的朝气。
历史题材的绘画既根植于艺术本体，又超越了艺术本身，而指向一个更为宏大广袤的精神空间。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观看者，这种“历史图像”的视觉叙事都有着更高的心智与情怀的要求。对于主题性创作的经典作品的深入研究，也成为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新课题，以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为例，对于这组控诉侵略战争、记录民族苦难的作品的展陈、解读与研究，对于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更重要的是，这组作品浓缩式地展现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热”（热血）与“冷”（冷静）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创作情景中摆脱了长期以来主题性人物形象的僵化模式，以正面苦难的视角与表现方式伸张正义，抒发悲悯情怀，最大程度地寄存了作者的情感与理解。在笔者看来，从筹备到落笔，《矿工图》组画的开创性意义与现实参照价值至少有三：其一,作品中复苏了个人情感的表现与思想的贯注；其二，风格的调整与方法的适应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其三，作品有意识地摆脱了现实主义一元化创作的惯性，将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与形式主义特征的表现引入宏大的民族主题。无论在题材还是表现方式上，《矿工图》为30余年后今天的主题性创作提示了发展创新的方向。
虽然面对的是社会群体甚至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突出艺术表现的本体性、表达艺术家个体的真实感触，依然是主题性创作的核心课题。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当我们提到“主题性创作”，立刻想到的不再是沉重的仪式感、脸谱化的形象和“端起来”的姿态，看到的不再是单一化的表现手法，而是能唤起真切感动、引发精神共鸣，以个体叙事连接国族记忆的、凝聚智慧与心血的佳作，眼下主题性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甚或“精神贫血”的现象才会真正得到解决。那一天的到来，值得我们期冀、前行并共同见证。(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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