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有回暖且升温的趋势。这是好事，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书画界越来越重视本土学问。不过，这其中需要分辨。某种程度上说，书画界所谓的“国学”，更多还是一种口号和标榜。原因是书画本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国学又是传统之学问，于是，书画某种程度上便和国学画上了等号。

　　书法、绘画与国学当然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不能说书法、绘画就是国学。绘画的基础是书法，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故书法之学即文字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文字之学乃书法之学的基础，不通文字之学，则不通书法之学。文字之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文字学是研究字形之学，音韵学是研究字音之学，训诂学是解释字义之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是训诂学的基础。文字、音韵和训诂合称为小学，清代的小学，即是国学的重要内容，这仅仅是研究国学的基础。但就是这个基础，却从清代到民国研究了整整三百年之多。基础问题没弄扎实，无以谈国学。今天的人们，已经忘掉了这个基础，直奔所谓的高端。没有小学这个基础，又何谈汉字之学、书法之学和绘画之学呢？故只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书法、绘画本身不是国学，相关的研究，如书学、画学与国学有密切联系，但严格来说，也不能说就是国学。国学是一个界定十分严格的概念。书学的基础文字学和音韵学是国学，书学是文字学和音韵学衍生出来的学问，但这个学问，已经是掺杂过西学的成分了，比如西方美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而只有以国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的书学，才能说是国学。绘画同样如此。所以，“有没有联系”和“是不是”是两个很严肃的概念，不可混同。

　　如何严格地界定国学呢？所谓国学，实际就是古人的“四部之学”，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这四大部，几乎囊括了一切学问体系。撇开这四大部，可以是学问，比如现代学科的分类法，但不是国学。用现代学科去谈论国学，就像拿鸡的标准去谈鸭，拿炒青菜的标准去谈炒豆角。根本方向出了问题，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不是一定要谈国学，但若谈国学，则必须守规矩。

　　古人对学问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苛刻。今天的国人，虽然口号喊得比古人响亮，但对古人和古人的学问已没有多少敬畏之心了，所以也不必去纠结是否正确和准确了。我们不妨做一个逻辑假设：如果书法就是国学，那么，书法家也就是国学家了？如果说书法家就是国学家，那么今天中国那么多的书法家，难道都可以称国学家了？绘画则更不必说。

　　常见很多有分量的人物，到处自称“国学家”甚至“国学大师”。其实，离真正的国学还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缺少的不是光鲜的标签，而是伟大的工匠精神。

　　书画家如果谈国学，则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国学，什么不是国学。今天的国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和泛化，“伪国学”大行其道。凡是跟传统文化沾点边的，似乎都可以是国学，实用主义国学甚嚣尘上。甚至很多东西连学问的边都沾不上，遑论国学！

　　在清末民初，相当一部分书画家不但是文人和学者，还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家（当然不仅限于国学范畴，有很多还通西学），国学造诣精湛，比如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杨守敬、叶恭绰、余绍宋、罗复堪、徐世昌、周肇祥、王蘧常、郑孝胥、黄宾虹、姚茫父等，这样的名单在清末民初的书画史上还有一大批，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他们基本都能称为标准的学问家。以此标准来衡量今日书画界，恐令人汗颜。

　　所以，不在于要不要谈国学，而在于如何谈。只有首先搞清楚国学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搞清楚国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把最基础的学问做扎实，才能谈得上国学，才是“真国学”。与其谈“伪国学”，不如不谈。（作者朱中原系青年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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