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广州讯  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彩羽献瑞——院藏翎毛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展品数量约70件。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中禽鸟种类多，近20种，除了有鸡，还有鸭、白鹭、孔雀、白头翁、喜鹊、麻雀、芦燕、老鹰、燕子、斑鸠等等；古代画家黄荃与徐熙分别引领了“富丽工致”与“清淡野逸”两种风格，此次展览也清晰地呈现出了两个风格的传承脉络；另外此次展览齐聚历代各地的花鸟大家，高其佩、华喦、李鱓、边寿民、任颐、任薰、居巢、居廉、高奇峰、陈之佛、林风眠等等。展览在陈设上依据年代先后呈现，其中几件作品都是很少与大家谋面的，展览以立轴居多，很多精致扇面也采取了小画大装的方式。
　　翎毛在中国画中代称禽鸟。历代画家多通过禽鸟与花草树木、走兽虫鱼、器物等的相互配置，寓意吉祥，表达美好的愿望，或传达画家才情和思想。如芙蓉与锦鸡蕴含锦绣前程之意，松树与白鹤寓意长寿延年，牡丹与公鸡有“富贵大吉”之意，画喜鹊立于梅枝则表示“喜上眉梢”等。 毛，原指鸟翅与尾上长而硬的羽毛，也泛指鸟羽，而在中国画中则借以代称禽鸟，并多出现在花鸟画中。中国花鸟画历史源远流长，肇始于魏晋，独立于隋唐，成熟于五代两宋，元明以后群彩纷呈，成为与人物画、山水画并驾齐驱的一大画科。其描绘的题材包括花卉、翎毛、昆虫、蔬果、鳞介、走兽等，但传统花鸟画并不只是对花鸟虫鱼作简单的描绘，而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画家常以花鸟作比喻，托物寓意，以寄托情感，抒发胸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禽鸟的形象一直具有特殊意义。在花鸟画成为独立画科之前，禽鸟的形象便常常出现在各种陶器、青铜器、刺绣等实用品上，这些禽鸟形象不仅具有装饰性，还被赋予了一定的祥瑞寓意。唐代开始涌现出专攻花鸟的画家，此时的翎毛画多表现贵族畋猎中的鹰鹘，或庭苑中与奇花异卉相配的珍禽。五代时期，黄荃与徐熙分别创立了富丽工致与清淡野逸两种风格，世称“徐黄异体”，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谓。这两种风格经过传承和发展，在宋初形成两大最有影响的花鸟画派，其中，黄派因多写“珍禽瑞鸟、奇花异石”，且画风合乎宫廷趣味，成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主流；而徐派清淡野逸的画风则在在野画家中独领风骚。元代文人画兴起，花鸟画从“赋色妍美”向“水墨清淡”转变，出现了“墨花墨禽”，所画禽鸟也不再局限于“珍禽瑞鸟”。至明代，花鸟画的写意观念逐渐加强，明初画院画家林良，已用兼工带写或水墨小写意作禽鸟，而吴门画派则将“墨花墨禽”变格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花鸟画。文人花鸟画在清代一直得以延续，继而发展为写意花鸟画风。清代末期，海派、岭南画派等的兴起，掀开了花鸟画发展史上的新篇章，花鸟画创作与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崔鏏 伯爵图 绢本设色 161.5×96cm 1740年
款识：伯爵图。庚申立春前三日，摹宋人笔，写于槐云堂。襄平崔鏏。
印章：崔鏏印（白文方印）、象州（朱文方印）

     崔鏏（17世纪中期），字象九、象州，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善画人物、花鸟。画面颇有古风，布局饱满，用笔细致，渲染净丽，风情婉约，有宋院体画之风。
     《伯爵图》描绘了上百只雀鸟栖聚于梅竹丛的场景，笔法工整细致，竹叶、白梅、茶花以双勾法勾勒，设色典雅清丽；群雀形态各异，或飞鸣、或瞰视、或憩息、或觅食，形象生动活泼。画面布局有条不紊，疏密有致，雀鸟的灵动与植株的静雅相映成趣。此作以“百雀”谐音“伯爵”，寓意加官进爵，是古代花鸟画作品中常有的一种在抒情中寄托寓意的表现手法。

杨善深 雄鸡报晓图 纸本设色 99×37.5cm 作者捐赠 1999年
款识：己卯冬。善深。 印章：杨（白文方印）

     杨善深（1913—2004），学名子江，字柳斋。广东台山人。岭南画派主要代表之一,与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合称“岭南四家”。杨善深绘画题材广泛，中西兼取，注重写生，以花鸟、走兽见长。其绘画在继承高剑父画风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雄鸡报晓图》描绘一只引吭啼鸣的雄鸡。雄鸡以撞水撞粉法绘成，同时借鉴水彩画技法，以有规律的笔触描绘翎毛的长势与明暗，不借助任何线条，而以水粉的厚薄表现翎毛的质感，形态雄浑，充满鲜活的生命力。鸡冠、鸡爪和背景花卉则以墨笔勾勒，行笔苍拙凝古。整个画面设色自然雅逸，借火红的鸡冠阐发昂扬向上的主题，雄放而不失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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