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造假，由来已久。特别是明代中期的苏州，造假水平之高，到了专家也难以辨识的地步：文徵明是沈周的学生，非常喜欢收藏老师的作品，一次，文徵明在专诸巷看到有人卖沈周的画，奉若至宝地买回，悬于内室，仔细观摩。他的朋友顾从义随后也去专诸巷买画，以更低的价格买下了一幅沈周画作，与文徵明所购一模一样。不用说，两幅都是伪作。
    文徵明一生所见古法书名画颇多，是名重一方的鉴赏家，对于老师沈周的作品，更是非常熟谙，也会上当受骗。一方面说明造假者水平太高，伪作完全可以乱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某些时候，鉴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往往并不可信。
    文徵明去世后，苏州再度形成了围绕他进行造假的利益链条，收藏家王世贞说：“以故先生书画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之手，几四十年。”就是说，因为文徵明声誉超过乃师沈周，所以他成为作伪者们热捧的仿造对象，延绵近40年。据王世贞保守估计，当时市场上文徵明的作品有八成是伪作。
    据鉴定名家徐邦达先生总结，书画造假的手法，大体上包括摹、临、仿、造等。这里简单说说造。造的方式，一种是“硬造”，即造历史名人从没有过的作品，比如清官海瑞，忠臣岳飞、方孝孺，因为名气大，就有人“生造”出他们从没写过的书法、从没画过的画作。“造”还包括改、添、减、拆、揭等，花样繁多。“改”即挖去原作的名款、印章，改成古代某大名家的款识；“添”即把普通人的无款作品，添加上大名人的款识；“减”即移花接木，把大名人的款识，从小幅作品上裁“减”下来，放到他人的大幅作品上，因为尺寸增大，价格也陡然上升；“拆”即把一件作品拆成多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即被人裁截成两段，米友仁的《五洲烟雨图》被人裁割成多段；“揭”即装裱师借再次装裱的机会，把宣纸揭成几层，同样一幅画作，就揭成了多幅。
    书画作伪，并不容易辨识，即便那些鉴定名家，也不一定有绝对把握。刘伯年先生（1902-1990）是仿古名家，某年应邀至浙江某地，博物馆拿出一张古画《金盆饲雀图》给来宾欣赏，画作布局生动、造型准确，线条的勾画与赋色都是典型的宋人风貌，在观者拍手称赞之际，刘伯年却默然不语。只有他清楚，这是他早年“造”的一幅假画。
    由于种种原因，有时造假者自己也会恍惚。据说，晚清书画家斌良，学董其昌的书法，几可乱真。有一次，斌良去逛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函董其昌手书的诗册，卖家在诗册的末尾盖了一方“董思白”的印章，让他误认这是董其昌的真迹。谁知回家仔细玩赏，发现竟然是自己多年前临摹董其昌的仿作。
    在这些造假中，有一种行为不好区分，那就是名家代笔。名家代笔，在中国书画领域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原因在于一些知名书画家或因老病，或因需求者众，或因所求有违己志，因此，常常请门人或者子侄代笔。
    以文徵明为例，他是个长寿画家，晚年声名益隆，但因年高目力不及、腕力亦减弱，不能写楷书，也不能画太繁复细致的画作，然而通过各种途径索画者却不绝于路。因此，他的两个儿子就“三不五时的代理父亲的事”。除了儿子，学生也成为文徵明的代笔者。文徵明的学生朱朗，在书画界，公认不但是文徵明的代笔，而且“在文徵明生前及身后靠赝作文徵明之画而牟利”。
    有些索求书画者，有时还会主动提出请人代笔。
    文徵明的学生钱榖（字叔宝）经常“代作文徵明不屑一为的差事。”有购画者，径直寄信与钱榖，请他画“乔松大石”，然后，“持往衡翁（文徵明）亲题”，也就是说，购买者明知画是钱榖代笔，但还是希望文徵明亲署，来提升画作的价值。
    而代笔之事，亦有美谈，本来想索代笔，却索到了真迹。据明人周晖的《金陵琐事》记载：有一个金陵人，住在苏州，知道朱朗善于画文徵明赝品，就派自己身边的小童给朱朗送礼，想让他画一幅文徵明风格的画。结果，小童把礼物和书信一起错送到文徵明府上。文徵明知其来意，笑着接受了礼物，并开玩笑说：“我给你一幅真衡山的画，告诉你家主人，权且当作假朱朗的画吧。”
    此故事或许只是传说，但文徵明一派长者之风，确是事实。（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