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仔细研究发现，佚名书画的成交价格区间拉得很大——贵者可以卖到上亿元，而多数作品的价格则徘徊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之间。

佚名 《寻梅访友图》 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

佚名书画屡创拍卖高价

截至目前，最贵的佚名书画应该是北京保利在2010年拍出的《汉宫秋月》，其最终的成交价为1.68亿元。《汉宫秋图》从3000万元起拍，最终竞得的买家在6000万元的价位加入争夺，之后价格突破亿元。两位场外买家通过电话委托，经过30余轮的竞价来回争夺。

为什么《汉宫秋月》的价格那么高？这跟它显赫的身世有关。它原为清宫旧藏，在《石渠宝笈续编》《密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均有著录，卷前还有乾隆题引首，前隔水有乾隆题诗；再加上此手卷的画工很精细，品相又好，拍出高价自然不足为奇，这也证明当时的藏家群体已经非常专业，深刻理解有序的传承对于古代书画作品的意义。

若以平尺来计算单价，那目前为止市场中最贵的佚名书画应该是2012年由北京保利拍出的《寻梅访友图》。这件不到一平尺的作品，以5万元起拍，最终以1012万元成交，让业内所有人始料未及。

其实，早从2004年的拍卖市场来看，由于当时缺乏重量级的拍品，投资者在关注二流、三流宋元书画家作品的同时，就已将佚名无款的高质量作品纳入购藏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04年12月的上海崇源秋拍中，首次在内地市场露面的一件人物团扇扇画六开，以2420万元高价成交，创下纪录。这套作品曾经在2002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500万港元成交。在拍卖方的考据中，如认定此作曾经元代大画家倪瓒收藏（钤印“清秘阁心赏章”），民国年间归报人狄平子收藏，并查到了其最早著录于民国年间有正书局印行的《宋元宝绘》（又名《清宫藏宋元宝绘》），上面明确第五帧（旧名《宋李景游灌梅图》）为清宫旧藏，与北京故宫所藏之四帧元人团扇册页应为同一作者——元代画家刘贯道。

之后的拍卖市场时常报出佚名书画高价成交的消息。如佚名《行猎图》，在2011年6月的嘉德四季第26期拍卖会上，以2.8万元起拍，最终以184万元成交。佚名《孙伟高逸图》，在2016年嘉德四季第45期拍卖会上，以1万元起拍，以253万元成交。佚名《行旅图》，在2017年中国嘉德香港2017年秋季拍卖会上，以1万港元起拍，以359.9万港元成交；同年在嘉德四季的第49期拍卖会上，佚名《双鸽图》以48.3万元成交，佚名《释迦牟尼佛》以 33.35万元成交。

在2018年的嘉德四季第50期·迎春拍卖会的“中国古代书画（一）”专场中，成交价位居前十的作品中佚名佳构竟占据前八席位，且它们的最终成交价格相较于最低估价均呈现出5倍甚至近100倍的增长。如估价12万元至22万元的佚名《官威图卷》，最终拍得94.3万元；估价1.2万元至2.2万元的佚名《雪景寒林》以70.15万元成交；而超估价最大的当属佚名《水阁销夏图》，其估价仅为6000元至1.2万元，而最终成交价则高达59.8万元。

为什么有很多佚名书画在拍卖场上的溢价特别高？笔者认为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佚名书画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认识，有些卖家对于自己所藏的佚名书画心里没底，愿意通过低定价的方式让市场去检验；二是佚名书画在拍卖场中更容易让藏家有激情举牌的冲动，有些懂行的卖家，更愿意压低定价，冒一点风险，用低价去吸引更多藏家来参与竞买，用热烈的气氛去影响买家的心理，这样反而容易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也有一些以较高底价起拍的佚名书画，其市场表现不温不火，有时还会遭遇流拍。

当然，佚名书画的价格有些拍得高，有些拍得低，不是纯粹靠碰运气的。画的质量是第一因素，质量好的作品，如果再经过一些大藏家的递藏，价格就要上一个层次；如果有传承，再加上有早期的权威著录，那么价格又会再上一个层次。

由于佚名书画即便被收录在某些著录里，查找也更为费劲，所以它们更容易在市场中形成大漏儿。

佚名 《汉宫秋月》 北京保利2010年秋拍

为什么近些年才火？

回顾过往，由于佚名书画自身的信息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倘若缺少有眼力的藏家去发现挖掘，就会被冷落；一旦价值被挖掘，又能一下成为市场中的黑马，引起轰动。以至于以前的市场中常会出现：一件作品在某地拍卖，价格低廉也无人问津，但拿到异地，拍出天价。佚名书画在市场中的这种不确定性，让藏家对其充满无限的期待。

从近年来的拍场表现可以看出，佚名古书画的市场热度在逐渐提高，而且它还显示出一定的“黑马”成色，这对于古代书画市场整体门类的行情提升，无疑也是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市场买家对古代书画市场领域的关注度正在提升，另一方面体现出市场买家对于古书画的研究变得更加专业。

由于古代书画的资源比较匮乏，特别是明清以前的名家书画，传世量本来就不多，能够在市场流通的更是少之又少，如果专注于某一名家的收藏，很难有所收获，要想藏品成系统更是难上加难。而佚名书画相对来讲数量更多，可选择的余地也多，在良莠混杂中也更容易淘到精品，这也成为佚名书画走热的另外一大原因。

袁金铠旧藏佚名书札  中国嘉德2016年秋拍

如何鉴定佚名书画？

许多人有这样一种误解，以为一件书画作品缺少款识就不完整，它就不具备收藏的价值。其实，在书画上题款、钤印的做法是宋元以后才逐渐盛行起来的。宋以前，多数书画没款识。如书法作品中，信札一类虽有名款，但它属于文体格式，与后来作为书法作品而带一部分款识的艺术创作并不一样；诗文手稿几乎全不落款。而绘画作品中，不落款的居多，即便落款也是在画面很不起眼的地方题写，非常隐蔽，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它的款识落在树阴间，经历千百年都没被发现，直到195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霖灿先生才偶然发现“范宽”两个小字。收藏爱好者若知道这个缘由，就不会因为没有款识而轻易否定一件作品了。

另外，在中国书画艺术的千年流变中，有的名作遭受首尾分离，甚至有好事者为图利，人为割裂、挪移作品中的名款，张冠李戴，在给后世留下许多佚名书画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断代、定名及真赝鉴定难题。

好在随着时代发展、认识的提高，人们对一些原有名款、流传有序的古代书画名作，重新进行鉴定。在此过程中，发现有些名作的定名也许在古代就存有误区，需后人加以新的鉴别。

有些作品，直到现在依然不知道作者是谁。在各大博物馆馆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中，其实佚名书画占有很大比重；尤其宋元以前的作品，佚名者居多。

那怎么把佚名书画与其作者联系起来呢？有的有文献记载，这样相对客观准确；有的只能是后人利用相关资料考证而得来。最常见的情况是，作品在递藏过程中，一些经手、过眼的藏家有推论与判断，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说它是谁画的就是谁画的；而且谁的地位越显赫，谁的结论就越有说服力。

此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董其昌了，很多唐宋书画依据他的判断来确定作者。比如董源的《潇湘图》、赵昌的《写生蛱蝶图》等，原来都是无款佚名作品，流传到明代，尚无人敢确定作者是谁，董其昌下了结论以后，后人就沿用了他的说法了。

对一件古代书画的作者判断，也常常是一波三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画家周文矩的《文苑图》，一度被认为是唐代画家韩滉所画，宋徽宗还在画面的左上方题写了“韩滉文苑图”。以宋徽宗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修养，他下的结论是很难被轻易否定的，只是后来发现了比较过硬的新证据才把《文苑图》归到周文矩的名下。

虞世南临摹的《兰亭序》，明代以前一直被归到褚遂良的名下，董其昌过手这件作品后，在卷后题跋中写道：“此卷似永兴所临”，推翻了前人的看法。此后，这卷唐人临摹的《兰亭序》，作者就是虞世南了。

还有“三希堂”之一《中秋帖》，明代董其昌把它定为王献之书写，乾隆皇帝深信不疑；而清代学者吴升则认为它是米芾所临；当代学者更多倾向于吴升的观点。《中秋帖》现在尚存争议，也算是悬而未决的迷案。

2014年，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守望千年：唐宋元书画珍品特展”上亮相的《九歌图》，原来一直以为是李公麟的作品，经过后人反复研究、考证，发现其实并不是；而按现代书画鉴定的标准，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遂将其改为佚名之作。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正是有了不确定性，让古代书画充满魅力，也充满诱惑。在佚名书画中，有没可能隐藏着大名头的作品呢？每个藏家的心中都充满这样的渴望。

其实，佚名书画只要年份到了宋元，都是稀世珍宝；宋元之后，能到明清，哪怕是民国，只要画工好，一样具有收藏价值。因此，挑选佚名书画，鉴定的着眼点主要是年代的判断，它本身是佚名，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年代是拉开价值差距的主要依据；其次是画工和品相。相比于当代书画，它的鉴定反而显得单纯了许多。

收藏佚名书画不能一味只求宋元，明清作品的存世量较大，价格相对低廉，其中的精品非常值得收藏。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逐渐走热，新仿的佚名书画也越来越多。有的造假者非常舍得投入成本，手段也很高明，比如会选用价格不菲的旧纸、旧绢、旧墨、旧颜料，再装裱上旧套子，做出来的书画极易迷惑人。一些高仿真印刷品也让人望而生畏，特别是在印刷基础上再补墨添色，让藏家“吃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藏家既要看到佚名书画繁花似锦的前程，更不要被迷乱了鉴赏的眼神。(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