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渐欲迷人眼

　　即将于4月23日举行的一场拍卖，近现代花鸟画大师潘天寿的名作《雁荡山花》，赫然出现在拍卖图录中，估价5800万—8000万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拍卖宣传品的介绍，即将拍卖的《雁荡山花》，原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现藏于杭州大华饭店。

　　就在同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展期为3月26日到6月25日的“潘天寿艺术大展”正在举行。与拍卖宣传品上那幅《雁荡山花》，在构图、色彩、钤印、题款等完全一致的又一张《雁荡山花》，正静静地悬于壁上，接受观众的欣赏。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方面介绍，正在展览的《雁荡山花》，来自杭州潘天寿纪念馆，是纪念馆收藏的120余幅潘天寿艺术作品其中的一件。据了解，除此之外，潘天寿纪念馆还藏有一幅根据此作品复制的水印作品。

　　如果有一名观众手持拍卖宣传的卡片，而正好又在国家博物馆参观“潘天寿艺术大展”，对比两幅作品，他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两张画太相像了，相像到了我们只能认为，这两张作品的来源，绝对不可能都出自潘天寿先生的笔下，其中一张必然是在另一张基础上的复制品。

　  国画《雁荡山花》是潘天寿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拍卖资料显示，北京泰和嘉成拍卖2009年秋拍古籍文献上，由“浙江美术学院木版水印”，尺寸为“121×119cm”的这幅《雁荡山花》，估价为2500—3000元，拍出了12320元的价格。而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年画、宣传画出版的一版、一印四开单张印刷品，收藏市场上的价格也达到了30元每张。连水印作品、普通印刷品都能有如此高价，也正说明了《雁荡山花》的重要性。

　　《雁荡山花》表现的是雁荡山中一些杂生在山岩间的山花野草，双勾画花，花草枝叶疏密聚散、穿插揖让，用笔刚劲秀丽，画面虚实的处理自然，设色绚丽，塑造了一派生机的景致，融入了画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感受。

　　一位画家作品的标志性元素与一处自然物的对应，这样的例子在绘画史上有很多。为了更形象地熟悉一位艺术家的风格，人们常将他们的艺术进行简约化的总结，就形成了艺术家自己的标签，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牛等等，而潘天寿的艺术标签，就是雁荡山花。雁荡山以及那里的巨石、流泉，山花、野草，是潘天寿一再描写的题材，如《灵岩涧一角》（1956）、《小龙湫一截》（1960）、《写雁山所见》(1960)、《记写雁荡山花》（1962），《雁荡山花》（1963），《小龙湫下一角》（1963）等等，几乎都是画家艺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山花”待价而沽

　　因为潘天寿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因为《雁荡山花》在潘天寿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推到前台并正待价而沽的那幅《雁荡山花》，自然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据拍卖资料显示，2005年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也是同样构图、同样形象的一幅《雁荡山花》，估价180万—280万，以流拍告终。我们无从确认这两次拍卖的是否是同一件作品。即将拍卖的《雁荡山花》，估价5800万—8000万，显示出了卖家对它的自信程度。就拍卖宣传卡上“此画原藏于人民大会堂，现藏于杭州大华饭店”的字样，曾经用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展示的光荣经历，无疑是它作为珍品的“护身符”。

　　艺术收藏中，有一个重要群体的力量常被人们所忽视，但他们却是比较恒定的艺术市场关注者和参与者，就是以博物馆、种种公立机构为代表的国家收藏。在封建社会时代，这一力量是皇室宫廷。由于近代社会的转型和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一阶层的主体更多的不是个人而是实体的组织，如博物馆、美术馆等。在参与艺术市场的活动中，他们往往首先注重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或者是稀有价值。尤其是二者兼具的作品：本身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又能以此对他的收藏构成有意义的补充，最好是补充某个特定领域。随着社会发展，这样的国家购藏也时常出现，比如，2002年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人民币收购《晋索靖书出师颂》，上海博物馆2003年以450万美元购藏《淳化阁帖》，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因为要填补收藏品中的某个空白，取决于作品的稀有价值，他们往往会不惜代价购买作品，而如今“山花”墙外开放，国家购藏是不是应该关注呢？

　　由“山花”所想到的

　　看到这一拍卖的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苏富比公司刚刚拍卖的那只标为“类属民国”仿，估价为800—1200美元，却以超出估价两万倍的18，00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高价成交的乾隆粉彩。对于即将上拍的《雁荡山花》来说，现在恐怕难以断定它与正在展览的《雁荡山花》孰为真身。让人好奇的是，就这《雁荡山花》所面临的“孪生”现实，是否会跟那个花瓶一样，招来“赌”其为真的，又一场艺术拍卖的“搏傻”游戏？

　　据此，我们还应该想到国有艺术资产的妥善保管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除美术馆、博物馆之外，如某些楼堂会所，以及画院、出版社，均曾收藏有大量近现代名家作品。在少数收藏单位中，其账目、保管有的还是存在问题的。各拍卖会上出现的一些为国家单位收藏的书画作品，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雨花台颂》事件。北京嘉信拍卖公司2006年秋拍中，图录上出现了曾收藏在人民大会堂的傅抱石巨作《雨花台颂》。傅抱石后人认为，《雨花台颂》在其收藏单位遗失。作为《雨花台颂》可能的收藏单位，江苏省国画院却表示该院确藏有《雨花台颂》，但画幅尺寸与北京嘉信拍卖公司预展的这幅《雨花台颂》的尺寸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江苏省国画院却不能提供其曾经收藏有该公司《雨花台颂》同名作品的相关记录，也不能提供曾经有丢失同名作品的报案记载，让这幅《雨花台颂》的来历扑朔迷离。最终，傅抱石后人撤消拍卖、追查事件的要求不了了之，作品最终以4200万元高价拍出。

　　这在国内并非个例，甚至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国际上也屡有发生，却没有可行的法律或机构加以有效的约束。多数时候，类似作品登上拍卖图录，参加预展后被发现有问题时，拍卖公司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常常采取“撤拍”的办法。《雨花台颂》，就曾出现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但因发现问题后，又很快悄无声息地撤下。

（书画新闻责任编辑：方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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